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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孝萱、李津與何家英
天津的李孝萱、李津與何家英都是當代水墨人物畫領域衆目睽睽的“品牌”性藝術家。何家英試圖從現實女性中挖掘出一種理想化的貴族氣質;李津瞄準前人從來沒有入畫的日常生活,使他的作品在平淡中見新奇,平俗中顯創意;而李孝萱卻有意避開都市生活的美好,專注於焦慮、悲哀、困惑、煩惱、呆滯和病態的“心象”。這三個人同樣面對藝術的時候,一個注重“仰視”(何家英),一個注重“平視”(李津),一個注重“內視”(李孝萱)。
李孝萱、李津與何家英同是天津美院培養出來的藝術家,但是,每次同時提到李孝萱與何家英時就會想起波特萊爾(1821-1861)與布格羅(1825-1905)。波特萊爾與布格羅是同代人,都是法國藝術界的領軍人物,在藝術領域都有卓越的貢獻。布格羅一生追求唯美主義,擅長創造美好、理想化的境界;但吸引波特萊爾注目的是社會的陰暗面,是被拋棄的窮人、盲人、妓女,甚至是不堪入目橫陳街頭的女屍。布格羅主張藝術必須把毫無瑕疵的美和完善呈現在人們眼前;波特萊爾卻主張運用“藝術包含的一切手段”去表現豐富的、複雜的、深邃的人性。前者將遠離現實,被理想化了的世界推向了極致;後者將真真切切的、醜陋的、齷齪的、人們不願意看到的現實推到了人們的面前。前者是法國學院藝術最重要的代表;後者則是現代主義的鼻祖。我們不能因爲更喜歡布格羅的藝術而貶棄波特萊爾,也不能因爲更敬佩《惡之花》的作者波特萊爾而貶棄布格羅。
今天,我們看待何家英和李孝萱也同樣:何家英在中國工筆人物畫這一古老的畫種急需拯救和延續,工筆人物畫有待再創輝煌之時,做出了可貴的探索和推進,爲人們提供了極其有益的經驗⒁;李孝萱的寫意人物畫則更具現代文化特徵,他的探索和實驗在中國藝術界完成了以水墨畫形式表現都市主體的現代語言轉換⒂。現代工業文明的拓展、商業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大都市劇增,於是,都市題材成了現當代藝術中人們熱衷表現的主題。“現代都市是工業文明所創造的,它給人以現代的生存空間,但在同時它也給人以精神的壓抑和生存的困惑,在自然災變和戰爭災難中,城市中的生命將更加危險--那麼人將如何面對城市的生存和現代工業文明?這似乎是李孝萱對人們的提示和設問。”⒃面對舒適便捷與工業的污染、名利的角逐與人性的扭曲,面對都市的問題,既可以揭示也可以無視;顯然,布格羅與何家英選擇的是無視與逃避,波特萊爾與李孝萱選擇的是面對與揭示。無視與逃避,創造美好、理想化的境界可以給人以慰籍,面對與揭示可以給人以警醒,這矛盾的雙方都有價值,這兩者的不同是價值觀上的反差,也是審美觀上的互補。
在美術界早有“深入生活”的說法,現在看來非常可笑。因爲所有的人都在生活之中,藝術家當然也不例外。本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是藝術家創作的題材,但直至今日還有很多人認爲生活中有些東西可以入畫,而有些東西不可以入畫,出現了很多人爲的框框,使藝術創作題材的範圍顯得非常狹小而單調。從李津的作品來看,令我們耳目一新。他的“一新”有題材之新,有趣味之新,有人性體驗之新,有語境感悟之新。這個“新”不僅豐富了水墨藝術,豐富了藝術史,也豐富了我們的精神生活。李津的藝術告訴我們一個概念:藝術有多豐富,生活就有多豐富;反之,生活(包括精神生活)有多豐富,藝術也應該有多豐富。李津的作品是他的藝術與生活的對話,也是他對藝術“生活”概念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