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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水墨畫領域,提到:霍春陽和孫奇峯合作的《山花爛漫》,何家英的《十九秋》、《米脂婆姨》,孫本長的《河原嫁女》、劉泉義的“苗女”,賈廣健的“荷花”,李孝萱的“大女人與小男人”,李津的“西藏組畫”、“菜”與“飲食男女”,閻秉會的“太陽組曲”,張羽的“殘圓”、“破方”與“指印”、劉慶和(現在中央美院任教)的“都市人物”;還有張德育的《苦菜花》、《鐵木前傳》(插圖),劉奎齡的“虎”,張其翼的“猴”,浦佐的“馬”,孫其峯的“白鷹”和“麻雀”,霍春陽的“折枝花草”,蕭朗的“雞”,白庚延的“黃河”,範曾的“古代人物”,王美芳、趙國經的“古代美人”,……;已經在全國美術界被人們廣泛熟知。有人說,天津是水墨畫的“重鎮”,這不是虛誇!天津確實有很多在國內外不同領域,知名度很高而且影響很大並被載入史冊的水墨藝術家,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省市是不多見的,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帶有後現代文化特質的地域文化現象。
一、天津特有的歷史、地域文化與水墨畫
(一)天津水墨畫及天津歷史與租界文化:
1、早期書畫的繁榮:早在明代以前,天津是一個碼頭,自明入清,促使天津人口大量聚居的主要原因是漕運的發展以及與漕運相關的職業和社會階層的出現。劉光啓和吳鐵山在《天津書畫家述略》中提到,在“清康熙、乾隆年間,津門大建園林,吸引了大江南北的不少文人雅士來此聚會,進行詩、書、畫的創作,'遂閒堂''恩源莊''水西莊'都是重要的活動場所。這些活動推動了津門書畫藝術的發展,據地方史、志、雜記等資料記載的書畫家約二百餘人。”⑴自康熙年間至清末影響較大的有:成衡(康熙時人)、金玉岡(1711-1773)、華蘭(1717-1791)、陳靖(乾、嘉時人)、沈銓(乾隆時人)、華紹棠(乾、嘉時人)、王玉璋(嘉、道時人)、李紱麟(嘉、道時人)張學廣(?-1861)、張兆祥(1852-1908)、嚴修(1861-1929)、華世奎(1863-1942)、馬家桐(清末人)、方若(1869-1954)等。⑵
2、探索性、實驗性的畫派:繼第二次鴉片戰爭和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之後,天津的開埠和租界的出現,“一方面成爲有着九國租界的與西方文化直接碰撞的前沿,一方面則是晚清新政的發祥地與試驗地。”⑶另一方面,天津仍保持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性。上海學者黃可在《清末上海金石書畫家的結社活動》(1996)中寫到,“清代後期,中國美術史上出現了三個重要畫派--上海的'上海畫派'、廣州的'嶺南畫派'、天津的'劉奎齡畫派'。這三個畫派,構成了中國近代民族美術的新潮,推動着中國近代民族美術的發展”。⑷劉奎齡在當時的探索性、實驗性和影響力固然與他的藝術造詣和才氣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天津的開埠、租界文化的眼界和漕運文化有關以及曾經有過的傳統書畫繁榮的根性有關。
3、 “多元”文化發展空間的形成:清末至民國時期,天津的租界區有:俱樂部、網球場、游泳館、賽馬場、音樂廳、舞廳、電影院等西方的娛樂文化;有創辦教育、公益事業、慈善機構的精英文化;有清室貴族遺老、軍閥、官僚乃至各地有錢人紛紛隱居天津各國租界的“寓公”階層所形成的“寓公文化”;還有老城區的市民文化;從而構成了天津所特有的各自獨立的多層文化。精英文化具有前瞻性、開拓性、非功利性和公益性,寓公文化延續漕運文化的傳統具有正統性和享樂性,租界區的西方文化因相對注重娛樂功能而無視“品位”漸漸地變成了天津特有的,不同於老城區的“通俗文化”;正是這種“多層文化”,導致了那個時代“多元”文化中的任何“一元”都有自己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