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天津,一個600多年曆史的古老城市,同時也是現代性賴以發生的推行地。1860年,天津開埠通商和設立租界既是天津淪爲半殖民地的標誌,也成爲中西文化在天津實現撞擊與融合的緣起。然而,正是由於從近代開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多重結合下,才最終形成了如今天津本土的藝術形態結構。
天津地處海河五大支流的匯合處和入海口,這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五方雜處的居民結構一方面由此而不斷加強,另一方面也賦予了這個城市以特殊的歷史身份和發展機遇。自明代中葉以後,“引岸專銷”制度的實行,令很多鹽商迅速發家,在此過程中,這些新富們爲了進入主流社會,通過修建私人園林別墅、藝術收藏和藝術贊助等方式,用文人和官吏階層的文化將自己包裝起來,與此同時,衆多南北名士也將不同風貌的文化藝術帶入天津,由此,促進了多重文化的交流與兼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爲日後城市文化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進入20世紀後,天津涌現出了一批在傳統國畫上的代表人物,如劉奎齡、劉子久、樑琦、陳少梅、陸文鬱、蕭心泉、李鶴籌、李智超、惠孝同、張其翼等。這些人的出現和藝術作爲,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活躍於京津地區“湖社畫會”的影響。“湖社畫會”脫胎於1919年在京成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同時在研究會領導者金城所倡導的“出古人之行,立國梓之上”宗旨下,畫會成員以傳承民族傳統繪畫爲己任,在捍衛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與增強持續生命力的努力中,奉獻了畢生精力也做出了傑出貢獻。而日後崛起於天津畫壇的一大批藝術名家也幾乎都曾受教於這些湖社前輩。
自新中國成立後至今的60多年間,又有一大批致力於對中國畫創作進行推動與變革的藝術家相繼涌現。按照郎紹君先生關於20世紀中國畫類型的評述,收錄畫冊的一百多位天津(籍)藝術家也普遍屬於這三種情況,一、傳統型。即堅持傳統中國繪畫最基本的語言方式,儘管對比前輩而言,這些藝術家不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在創作環境上已有所不同,但從構圖、用筆、題材乃至形式語言上,仍突出傳統中國畫的特點與風貌。二、泛傳統型。即一種中國畫的變異形態,對比傳統中國畫而言,它無論在題材、樣式和風格等方面,都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如郎先生認爲,這一類型屬於“中西合璧”的第一階段,它們強調“現代性”和“轉型”,廣泛借鑑西方繪畫中的各種風格,手段更加自由,面貌更加多樣。但同時這類藝術家在材料工具、技巧畫法和風格趣味上卻仍與傳統中國畫保持着緊密聯繫。三、非傳統型。這一類型屬於中國畫變異的極端形式,介於國畫與非國畫之間,爲一種邊緣狀態,它保留或部分保留了中國畫的工具材料,而在創作觀念、技巧規則和風格面貌上卻大多取自西方,與傳統中國畫的聯繫已微乎其微。是移步換形欲出中國畫邊界或已出邊界的類型。其中一些作品混同於水彩畫、水粉畫、丙烯畫、無筆畫或綜合材料繪畫。
除上述三種類型之外,還有很多藝術家,筆者將其定義爲“跨界型”,這些藝術家的專業背景或特長並非“中國畫”,但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他們將自身對水墨的體驗演變爲一種經驗建構,不僅在不同的藝術形式間獲得了相互迥異的趣味和體驗,更爲水墨在新形勢下的語言轉換做出了貢獻,提供了啓示。
由於文章篇幅所限,衆多藝術家的姓名和作品在此無法一一枚舉,但從上述內容中卻已不難勾勒出天津水墨文化的發展脈絡與大致特點。
首先,傳統中國畫在天津有着深層的文化根源,相對於近代的上海、南京、杭州和廣州等城市,天津更多的受到了北京畫家羣體和相對保守的北派繪畫影響,因而在日後的發展進程中保存了相對更多的傳統繪畫痕跡,這一點從各種類型的藝術家作品中都可找到依據。同時,由於歷史原因,加之從上述發展脈絡可見,這些天津(籍)的藝術家普遍接受過傳統“師徒相授”的教學方式,即便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美術學院教學體系中,也仍然保留了這種方法。這一教育原則一方面爲這些藝術家提供了堅實的學習基礎,但另一方面也爲“近親繁殖”製造了空間,久而久之在延續一種審美樣式的路線下,無法避免的限制了很多藝術家的個性創造與能力發揮。
第二,傳統繪畫在天津具備一個不均衡但又不失爲整體性的公衆欣賞羣體,這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響了天津在藝術教育、大衆鑑賞以及藝術市場等方面的品位與走向。縱觀天津藝術家的作品類型,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傳統型”與“泛傳統型”的畫家佔據了相當比例,這無疑與大衆欣賞口味及其由此帶動的藝術品投資市場的現狀有着重要關聯。儘管很多“非傳統型”或“跨界型”的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上的能力、付出和貢獻已經走在了這個城市審美體系現有接受程度的前列,而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最有可能成爲復興中國繪畫的一支力量,但市場的選擇和觀衆欣賞趣味的影響,卻使很多藝術家被迫在追求藝術本質和娛樂大衆之間進行協調和妥協。在此過程中,轉戰到據本地不遠的宋莊或北京,這些相對藝術氛圍更加寬鬆、藝術樣式更加多元的地方,便成爲這一類藝術家折中的選擇。除此之外,另一部分藝術家利用美術院校相對穩定和寬容的氛圍“虔心修行”,在“流行”和“傳統”之間保持審慎和冷靜,既在強調創新的基礎上爲轉變預留了空間,也期待在不斷的積累後實現飛躍。由此,這種選擇通常也被認爲是另一種實際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