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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纔對記者說,如果有朋友問,去一個國家應該先看看哪些書,我會告訴他是這兩種書:一種是旅游手冊,防迷路;另一種就是小說,要看上兩三本,熟悉那裡的人、進入他們中間乃至更深。
作為當代著名作家,馮驥纔的作品在俄羅斯擁有廣泛的影響,他不遺餘力地為推動中俄文化交流做了許多有意義的事情。昨天下午,由他投入極大熱情組織主辦、在天津大學馮驥纔文學藝術研究院舉行的『心靈的橋梁·中俄文學交流計劃』學術論壇上,馮驥纔在發言中提出,『在國家與民族的交往中,文學是一座橋梁,這橋梁是架在心靈上的,文學交流稱得上是心靈的交流。翻譯家是了不起的,他們是文化交流橋梁的搭建者。』
翻譯者要有精神追求
馮驥纔回顧中俄文學交流與發展歷史,特別提到『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翻譯了大量蘇俄文學名著,像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胡適等,那個時代學貫中西的中國作家,一支筆在寫作的同時,還在用另一支筆將俄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經典作品作為思想武器搬到中國來。
『中國知識界對俄羅斯文學、民族思想和人道精神以及作家的社會責任,抱以極大熱情,李大釗、田漢、茅盾等都是俄羅斯文學積極的引薦者。俄羅斯文學是經過這些文學大家之手,纔令人倍加矚目地走進中國。』
明天『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版本展』將在馮驥纔文學藝術研究院對公眾開放。觀眾會在展覽上看到這樣一本書,是1945年由徐遲翻譯的《青年托爾斯泰》,這本書當時是在重慶出版的。
『因為局勢混亂,我們可以看到書的紙張都是發黑的,但其中的精神卻閃爍著光芒。當時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錢做這件事,但翻譯者不願放棄自己追求的理想,自己籌錢出版了這本書。雖然只是一本很薄的冊子,卻體現了那個時代翻譯者的精神追求。』
知識分子不該是一種職業
馮驥纔認為,知識分子不該是一種職業,應該永遠純潔地站在文化的前沿。『翻譯需要很高的境界,作家需要研究人與社會,而翻譯家更要研究譯本的作者,將作者與作品放在一起,纔是一部翻譯作品,因此翻譯家是很了不起的。就像讀法國文學,我們就要看傅雷的譯本;讀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小說,那些靈透的短句式只屬於翻譯家汝龍先生。還有翻譯家草嬰先生,是他將托爾斯泰的作品介紹到了中國,並成為譯本中的經典。應該這樣說,譯本也有經典,也有不可企及的高度。』
談到中國文學翻譯事業今後的發展,馮驥纔最擔心文學翻譯被職業化,他說:『現在很多的出版社一聽說哪個國家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會迅速將作品拿來,然後把文章切成幾段,找來幾個人去翻譯,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搞出一個中譯本。這是對作家作品的糟蹋,也是對我們文學的糟蹋。回顧以往,有的文學大家為了一部作品,甚至會耗費掉他們一生的力量。』
馮驥纔希望翻譯界能夠繼續堅持文化大家們所追求的『精神與經典』並重的傳統,只有這樣,文學翻譯纔不會離開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