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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四屆相聲藝術節,將於9月14日開始,在謙祥益推出津門相聲界尹壽山、楊少奎、閻笑儒、耿寶林、劉奎珍、張寶如、武魁海、馮立鐸、王本林、穆祥林10位已故相聲表演藝術家的10場紀念演出。活躍在北京、濟南、西安、石家莊、青島、銀川等全國14個城市的相聲團體加盟助演、協辦,並將於開幕式當天分別在各地舉辦祝賀演出。相聲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津門。看著這些前輩的名字,回憶一幕幕往事,我的眼睛濕潤了,心緒難以平靜。
可能一些喜歡相聲的青年觀眾,對這些名字有些陌生,也許人們僅知與上述藝術家同時代的侯寶林、馬三立、劉寶瑞,卻不知他們能耐有多大?不知為什麼“相聲發源北京、發祥天津”?不知這些藝術家在行內威信有多高?不知他們對相聲有多大貢獻?青年相聲演員更不知向他們學習什麼?不能忘啊!對於相聲界引以為傲,天津引以為傲的前輩,尤其是在相聲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絕不應忘記他們!
行內人皆知,侯寶林大師是在天津錘煉、走紅,進而名噪全國的。在津期間,他與這些藝術家情同手足,並與津門四人結盟相拜。大師兄楊少奎、二師兄劉廣文(劉文亨之父、英年早逝)、三師兄閻笑儒,侯寶林為四弟,班?貴居老五。他們在藝術上互相切磋,生活上互相關照,在侯寶林被譽為“大師”之後,也從未斷兄弟之誼。“文革”前夕,楊少奎隨孩子疏散貴州偏遠山區,在“文革”中遭受厄運,同時也與相聲界失去了聯系。當侯寶林落實政策、恢復名譽後,即專程去貴州探尋他思念的大師兄,不幸,楊少奎已被迫害致死。侯大師痛哭一場,決定為追思大師兄,為當地的工人及鄉親們“義演”,並拜托照顧其家人。
對於不是他盟兄弟的藝術家,他也多次著書予以推崇。他說:“在我們這輩兒的相聲藝人中,有一位造詣高的就是劉奎珍。他創作的《畫扇面》多好啊!可當大伙兒都學他這段兒時,他改了,用原來的路子改成《補?子》。後來相聲演員又都學,他再改成《二百五吃包子》。”他的活路總是跟別人不一樣,別人學他總也追不上。他的《古董王》、《賊鬼奪刀》、《新舊婚姻》、《君臣斗》等,已成為當今相聲演員常演不衰的保留段子。
新中國成立前,常寶?(藝名小蘑菇)與常連安灌制的唱片《鬧公堂》,是向武魁海學的。這個節目,是武魁海根據南方劇目《九藝同堂》改編而首演的。再有,當今舞臺上表演的《師傅經》、《吃月餅》等,基本上是宗張寶如的演出本;《雙簧》、《賣布頭》等,不少相聲演員是在學閻笑儒、尹壽山的“活路”和腳本;太平歌詞是在學王本林;馮立鐸、耿寶林、穆祥林等為相聲界“捧哏”的大家,有的曾為馬三立、劉寶瑞等人“捧哏”,是行內公認的、不可多得的“捧哏”楷模。
抖“包袱兒”,必須要有深厚的技巧做功底。何為功底?絕不是單純的“說學逗唱”纔藝表演。換句話說,與上述藝術家相比,當今相聲演員的差距是:構成“包袱兒”的技巧、結構存在著丟失、失憶和失語。演員缺失創作“包袱兒”的底蘊,欠缺對“包袱兒”結構爛熟於心的駕馭能力,缺乏臨場砸出“包袱兒”的經驗。
相聲演員基本上都表演過《燈謎》中的追“好”字,即“二人見面忙握手——打一個字”,一個說是“好”,一個說不是“好”,然後表演。這段相聲,大家都把它作為保證效果的“底”來演,可誰還能記得,這段結構、技巧如此完美的、一句一個“包袱兒”的優秀傳統節目,是劉奎珍、楊少奎兩人在臺上即興表演而創作的呢?
大家都聽過馬三立、趙佩如等許多大家表演的《大相面》,其中說到一相面的扣著一小黑板,然後對路過的人察言觀色,問工作、婚姻、家庭等等,當對方說“沒有”時,相面的馬上亮出黑板說:“我早就算出你‘沒有’啦!”這段節目是怎麼來的呢?一天,處於學徒時期的王鳴錄,看見南市“三不管”一相面的用這個手法騙人時,馬上到後臺告訴了班?貴,班?貴要上場了,沒有想到,他當即在臺上創作演出了這段《相面》,如果沒有對相聲結構、技巧的駕輕就熟,怎麼能鋪平墊穩,引導觀眾進入情節,最後使觀眾頓開茅塞,抖響“包袱兒”,進而引申猜想,形成“樓上樓”的一串串“包袱兒”呢!
功底深厚,還體現在相聲演員得心應手的駕馭、發揮、創作及獨特應用上。在上世紀60年代初,各區屬相聲隊為了響應上級的創收要求,到書場加演長篇單口相聲,每人兩個月,每?兩個半小時。第一天通知,第二天就到書場演出,沒有准備時間,可每個演員都紅火一時。記得當時許多行內人都到武魁海的書場,聽他的“扣子”,即每場結束時,他留的“扣子”既是一個大“包袱兒”,又是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難以入眠的大“扣子”,使得觀眾第二天不能不早早到書場聽他解“扣子”。劉奎珍、楊少奎先後在河北鳥市的書場說長篇,當時是計時收費,評書是10分鍾1分錢,觀眾隨時可進出,臨走門口結賬。可是他們二位一演出,書場一座難求。隨後改到百鳴曲藝廳,票價和聽曲藝一樣,10分鍾2分錢,當時讓許多評書演員都刮目相看。說《乾隆下江南》,每位相聲演員表演的都不一樣,有人也稱《君臣斗》或《滿漢斗》。故事、包袱兒、情節將這段長篇發揮到極致。我敢說,電視劇中,和珅與劉墉斗法的故事,許多都來自相聲,且比當時老藝術家描繪的情節遜色!
蘇文茂曾說:“我與他們‘撂地’時,老先生們開場‘圓粘(聚攏觀眾),許多段子我都沒聽過,而且每天一段,還留‘扣子’,吸引觀眾第二天早早地來聽,說到第10天,我便問:‘這段子,我怎麼沒聽說過?’”老先生說:“我花5分錢看了一場電影,能說半個月。”
天津的老藝術家,視相聲為生命,也把授徒傳藝看作是生命的延續。早先,天津有兩個“相聲大本營”,一個是南市的連興茶社,大家推舉的“掌穴人”是尹壽山,一個是河北鳥市的聲遠茶社,“掌穴人”是楊少奎。這兩個大本營對相聲的最重要貢獻,就是廣納人纔、推舉人纔、培養人纔。從“大本營”中,不僅走出了馬三立、劉寶瑞等大家,而且許多著名相聲演員,都是從這裡走向全國各地的。凡相聲界的學藝者,基本上都在這兩個園子裡“聽活”,這是相聲學徒的必經之路。聽一階段後,便考察他們的收獲,並提出要求。像尹笑聲、田立禾、高英培、范振玉、劉文亨、李伯祥、魏文亮、王鳴錄、馬敬伯、劉文步等,天津同時代說相聲的,大都感謝這兩個“掌穴人”,而且在年輕人剛上臺演出時,“掌穴人”及馮立鐸、耿寶林、穆祥林等,還都親自為他們“捧哏”授藝。
他們創作出來的節目、“包袱兒”,在相聲界被認為是共同財富,誰都能用。他們不僅對入門弟子悉心傳藝,對別人的弟子也關愛有加,許多相聲?輩將他們看作是和自己師父一樣的老師。上世紀60年代,我曾經歷一事,當時,高英培、范振玉創作表演的《釣魚》紅極一時。那天,高英培看見劉奎珍,說:“劉大爺,您從收音機裡聽我的《釣魚》了嗎?您給我說說。”劉奎珍說:“不錯!我給你加個‘包袱兒’,當你說到‘聽說明兒還來一撥兒’時,再加一句‘聽說明兒來一撥咸帶魚’。”這是一個“大包袱兒”,而且進一步刻畫了一個“吹牛”人的性格。從此,高英培的《釣魚》中,就多了這個“包袱兒”。
相聲的發展必須以傳承為紐帶,回憶這些相聲藝術家的點滴往事,除了專致欽慕懷念之情外,特別是想喚起相聲藝術復歸優秀傳統技藝,在紀念活動中知曉學習,發揚光大。(注:本文作者為天津市文聯黨組書記、秘書長孫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