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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界這幾年熱鬧過、吵鬧過,甚至胡鬧過。可再怎麼瘋,再怎麼熱,也難改明日黃花、風光不再的尷尬局面。難得的是,普遍不景氣的狀態下,一支全由80後組成的年輕陣營——『嘻哈包袱鋪』仍然堅挺,哪怕德雲社上座率已不滿七成,他們的票房還能保持在基本滿座的狀態。哪怕已經從原來的幾十元低票價,到如今最高兩百的票價,都不影響觀眾對他們自始至終的熱情。或許,這群熱愛曲藝的年輕人未必是說得最好的,但觀眾的不離不棄,多少給了他們不小的信心。
他們的帶領者還是那個有點神叨叨,有點嬉皮笑的高曉攀。俊朗的外形和瀟灑的臺風,令大家津津樂道於高曉攀的綽號——『相聲界第一帥哥』。不是誇張,更不是諷刺,作為繼郭德綱之後相聲界的新秀,高曉攀雖然年僅26歲,卻已經是『曉攀文化公司』響當當的頭號boss。在他的帶領下,這支由30多人組成,平均年齡25歲的團隊經歷過最初僅有兩名觀眾的尷尬境地,也體驗過2008年底火爆京城、影響輻射全國的巔峰。時至今日,在北京城觀看他們的演出,觀眾依然需要提前一周訂票。從當年鼓樓邊上纔180座的廣茗閣到如今承包5個500座劇場固定演出,一周16場照樣客滿,來看他們演出的大多是年輕的情侶、夫妻,還有帶著『00後』孩子的小家庭……
『「嘻哈包袱鋪」是國內第一個在5個劇場駐場演出的民營團隊』,說起這一點,高曉攀顯得特別驕傲。再度與《新民周刊》記者相逢,已從皇城根轉移到了大上海,今年3月底,『嘻哈包袱鋪』終於來到了上海,要在這座聽慣了『清口』的城市裡上演京味兒十足的『80後』相聲。
說自己有人說,高曉攀與『嘻哈包袱鋪』的故事,給人們上演了一出真實版的《奮斗》。面對傳統相聲的式微,如何為古老藝術增加生機?『嘻哈包袱鋪』的這幫年輕人憑借網絡語、流行語、時事新聞乃至微博趣聞在新編相聲裡巧妙穿插,上演了一出出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別出新裁,笑料不斷,或許是對『嘻哈包袱鋪』最恰當的描述。經歷那些年的蟄伏,這些年的堅忍,『嘻哈包袱鋪』成功了。
高曉攀坦言如今的自己越來越忙,甚至連好好睡個覺都是奢望。的確,除了負責劇團的經營管理,身為掌櫃的他還要兼搞創作和表演,有時一天要輪回演好幾個場子,更有巡回全國的商業演出以及走進高校的項目。『「嘻哈包袱鋪」火了以後,我也曾拍過電視劇、主持過節目,雖然掙錢很多,但是我發現相聲還是應該活在屬於它的地方。』經歷了很多,高曉攀的這番話相較於幾年前他對記者說的『我希望什麼都要去試試看』,明顯有了很大的變化。因此,不久前當他在舞臺上動情地說出:『我寧願在劇場裡哭,也不願在劇組裡笑』的話時,臺下年輕的觀眾都熱切地朝他大喊:『高曉攀,留下來,相聲需要你!』
記者:從離開最初的發祥地廣茗閣到投身影視界,給你的感觸是什麼?
高曉攀:進去了之後,我纔知道了什麼是『娛樂圈』,以至於現在我都不想把自己放入這個圈子。我了解的『道德』二字,在這個圈子裡似乎不存在,『利益』纔是王道。我真的不太適合這個圈子,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游戲規則是壞人定的,但卻是好人在玩的。我不否認,自己在劇組的日子並不開心,我明白了在一個劇組裡的三六九等,我更清楚了為什麼那麼多人想當大腕,其實就是為了得到『尊重』二字。
至於離開廣茗閣,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當時劇場的負責人提出漲價,我否決了,我覺得那樣對觀眾不公平,對我們也不公平,我不願意妥協,最終選擇了離開廣茗閣。其實當時我比任何人都害怕走這一步,真的,因為我知道失去廣茗閣的意義,我知道離開它的嚴重性,那是我們開始的地方,離開意味著重新開始。但一切都由我一個人承受著,那個時候就是一道選擇題:要麼委曲求全,要不就離開。我的性格告訴我要離開,沒有劇場我們可以去公園說,去馬路上說,但是我們不能失去觀眾。
離開了,所有意料的事情發生了,一些合作多年的演員離開了,甚至很多學員都離開了,理由很簡單,因為高薪,因為機遇和所謂的發展吧。可是又有誰能明白一個道理——『先有名後有利』,有名的前提是能耐,不勞而獲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當時這些人組建了一個『嘻哈瓦捨』,他們的口號是:『想聽高曉攀去嘻哈包袱鋪,想聽嘻哈包袱鋪來嘻哈瓦捨!』
盡管如此,但也有很多兄弟選擇了留下。當時我一個人一個人地游說,一個人一個人地溝通……這是一個藝人和商人的斗爭,我當時最壞的打算,就算剩高曉攀一個人,我一個人也要說下去!
記者:這與前一陣德雲社面臨的問題很相像。繞了一大圈之後,怎麼會再次想到回歸廣茗閣?
高曉攀:2010年8月,我們回到了廣茗閣,為什麼回來,無非利益二字吧!因為『嘻哈包袱鋪』有它的價值和票房保證。那一陣,郭德綱老師『縱徒打人』的事情鬧得滿城風雨,太多人打來電話,表示我的機會來了,但我選擇沈默,我覺得沈默是最好的回答。我崇拜郭老師,我知道我的崇拜讓業內有些人不爽,但我就是這樣,我不會去借這個機會炒作自己,也不會像一些人力挺郭老師,讓自己上位。
幾個月後,『嘻哈包袱鋪』開始步入正軌,走向成熟,我們擁有了5家劇場,也吸取了一些同行曾經的教訓。我保證自己每周都會出現在劇場裡3到4次,觀眾買票來看你,一定要拿最好的獻給他們,不能忽悠人家。除了北方市場,我們也積極開拓南方市場,擴大自身影響,除了去廣州、深圳等地巡演,去年11月我們還去香港演出了,很成功。一個女觀眾說道,我沒有想到能在香港看到相聲演出,當時很多人說這是記入歷史的,第一家民營的相聲團體在香港舉辦相聲專場,『嘻哈包袱鋪』做到了。
如今,經過精心的准備,我們第一次來到上海,3場演出,包括『80後』相聲、傳統相聲和我的個人作品專場,希望帶給南方的觀眾不一樣的感受。當然,我知道或許這次嘗試並不一定會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我願意這樣做。不久之後,我們還將走出國門,去新加坡演出。
說同行『今天郭德綱,明天高曉攀』,在京城,『嘻哈包袱鋪』與德雲社是競爭對手。但高曉攀卻表示,這些並未影響他與郭德綱的關系。此外,對於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高曉攀也下過功夫研究,『這種單口形式相聲裡也有,並沒有什麼稀奇。受周立波的影響,我也創作了一個單口作品,叫《狂人日記》,表現的是我成名前後的真實經歷,標標准准的「一人轉」。』的確,演員時尚,『嘻哈包袱鋪』的相聲更時尚。《山了寨了》、《708090》、《超級新白娘子傳奇》,光聽這些『嘻哈』出品的作品名字,許多『80後』就會覺得分外親切。對此,高曉攀頗為自豪:『我們所有創新的相聲都要講出一個道理來。我很提倡蔡元培的那句話——「寓教於樂」。這也是我們和同行最大的不同之處吧。』
記者:有個問題回避不了,你怎麼看待郭德綱和德雲社?
高曉攀:可能大家不知道,我高曉攀還曾經在德雲社說了一年半的相聲,與郭德綱同場演出過。應該說郭老師在藝術和做人各方面都影響了我,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也經常向他詢問。在我看來,郭老師受歡迎是應該的,我曾去過他家,看見他家有一面牆上全是書。不可否認,他是個優秀的相聲演員,但我沒覺得我們搶了他的市場,因為風格不一樣,觀眾群體也不同,德雲社的傳統段子多,我們新編的多,聽他相聲的人歲數偏大,我們主要吸引年輕人。如果要說共同點,我想,就是我們倆都有一股拼勁。因為我們都是外地來北京的,沒有北京人天生的那種優越感,危機意識都很重,你不好好努力打拼就吃不飽飯。
記者:郭德綱曾稱『小沈陽』與周立波為『俗界弟兄』,而周立波則有著名的『咖啡大蒜』論,似乎更願意往高雅路線上靠。在你看來,相聲藝術該不該有雅俗之分?
高曉攀:很多人給『小沈陽』貼上『低俗』的標簽,我就在想,你一味說他低俗,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捧他、熱愛他,還有那麼多人被他逗樂?只要他存在,總有道理。我想,藝術沒有雅俗之分,只有精彩與不精彩的區別吧。
記者:對於相聲藝術的今天,你有何看法?
高曉攀:有人說,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聽相聲的少,說相聲的更少,聽相聲的80後少之又少,說相聲的80後,那只能往死裡找。回想『嘻哈包袱鋪』剛成立那陣子,相聲專場20元一張票,相聲劇30元一張。雖然很便宜,結果還是沒人來看,第一個月特別慘,我只掙了27元。現在日子好過了,我就把這種尷尬編進自己的段子裡——『我們說相聲的,不管來多少觀眾,都得演。來200人,演;來3個人,演;來1個呢?那得考慮考慮。比方說他聽著聽著要去上廁所,我們還接著說嗎?』哈哈哈。
所以我們要努力,我不做誰做?既然『嘻哈包袱鋪』已經做出了一番成績,有了不少年輕的粉絲,我們就要為他們服務,為他們說好相聲。
記者:幾年前看你們的演出,年輕人在傳統段子方面的駕馭能力還並不理想。這些年下來,隨著在創新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也不免會讓一些傳統相聲的擁躉們擔懮,相聲藝術的根本會不會迷失在這個泛娛樂化的環境中?『嘻哈包袱鋪』會不會背離傳統相聲藝術的精髓與精神?
高曉攀:照我的理解,現在相聲界的『泛娛樂』就是一味追求搞笑,很多人甚至把燈光、音響、舞美等輔助手段都當作了相聲的主體。盡管我們也會娛樂,比如在作品創作中常常運用到漫畫式的誇張表演,語言也比較現代,但根本上依然是圍繞著基本功——『說』。我想,到了今天,『嘻哈包袱鋪』迅速爆笑、爆紅、爆火的階段已經過了,隨著這幾年『浮躁期』的度過,未來的道路會越走越純粹,我們絕不能在一開始的表演風格上原地踏步,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創新的同時更好地回歸傳統、繼承傳統。
從根本上說,我愛相聲,這纔是我的舞臺。郭德綱老師說過,如果不讓他說相聲,他就一頭撞死在天橋門口!這是用生命去捍衛相聲。因為他能體會舞臺帶給自己的幸福和快樂,能感受到舞臺的氣氛與溫度,我想,如果一個人能死在舞臺上,該是多麼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