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美到日本，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人們曾經期待的“休閑型社會”遲遲沒有到來，“過度勞累的時代”卻開始了。為何生產力在發展，人們的業餘時間卻越來越少？蔓延全球的過勞現象，表現為不斷飆昇的過勞自殺與過勞死、抑郁癥、神經失調、社交障礙。“過勞”已不是個體的困境，而是整個社會的需要面對的一大痛點。
國內知名出版公司“新經典文化”引進國內首部關於“過勞”的跨學科經典——岩波新書精選01：《過勞時代》，作者關西大學經濟學家森岡孝二，以大量數據、詳實案例立論，集十數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為我們披露過勞時代的實貌，提出從根源上擺脫過勞的方法。12月22日，新經典文化和單向空間•愛琴海店，邀請《過勞時代》推薦序作者、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楊河清，作家、藝術評論家劉檸，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Momself社群聯合創始人李松蔚，與讀者一起，追問過勞時代背後的深層原因，並結合中國實際，探討解決方案。在這個步履不停的社會，學習如何調節自己的生活、工作節奏，應當成為每一個現代人的必修課。
1. 過勞問題研究第一人：森岡孝二
2018年8月1日，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被稱為過勞死問題研究第一人的森岡孝二，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惡化逝世，享年74歲。這一天，離他完成《過勞時代》中文版序言，還不滿一個月。
森岡孝二出生於日本大分縣農家，是七兄弟中的末子。當時家境並不寬裕，為了讓孩子接受教育，雙親不分晝夜地工作。也許是因為從小親眼見到了父母的勞累，也許是正值日本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背景，從20世紀80年代起，森岡孝二開始研究“過勞”問題。當時的日本正處在一個巨大的經濟泡沫中，人們似乎失去理智地討論著“能否24小時戰斗”的話題。然而，森岡孝二卻清醒地從中看出了危機。1989年，他獨立推算出了日本每年因過勞而導致死亡的人數，推定數字為一萬七千人，這比當時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數還多。他的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過勞死”這個話題開始在日本引發熱議。
森岡孝二的一生都在為解決過勞問題而奔波。除了學術研究以外，他還長期致力於工傷申請和訴訟的支援活動，擔任大阪過勞死防止協會會長，他的努力曾對日本《過勞死防止對策推進法》的頒布與實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四年前，森岡孝二從關西大學教授的崗位上退休，本以為終於可以卸下肩膀上的重擔，但又有多個企業接連發生了過勞自殺和過勞死事件。他又一次挺身而出，站到了過勞死斗爭的前沿，為死者遺屬和正在受到過勞問題困擾的人發聲。他指出，法律上關於加班時間上限的規定過於寬松，且其理念過於薄弱，並為此組織了批判性辯論。
直到去世前不久，森岡孝二還在為解決過勞問題而演講和寫作。他曾說：“我年輕時就得了心髒病，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遺憾。”
2. 過勞時代：一場未盡的斗爭
從歐美到日本，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過勞現象蔓延全球。不斷飆昇的過勞自殺與過勞死、抑郁癥、神經失調、社交障礙等，已不是個體的困境，而是整個社會的需要面對的一大痛點。為何生產力不斷發展，但人們曾經期待的“休閑型社會”遲遲沒有到來，“過度勞累的時代”卻開始了？
關西大學經濟學家森岡孝二以大量數據、詳實案例立論，集十數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撰寫《過勞時代》，為我們披露過勞時代的實貌，探尋其背後的深層原因，並從個人心理和社會結構兩方面提出了解決思路。
森岡孝二指出，過勞時代的出現有四個原因：首先，全球資本主義使得國際競爭愈發激烈；第二，信息資本主義的發展，普及了手機、網絡等通訊手段，同時也模糊了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界限；第三，以消費為目的的浪費型生活方式成為大眾化現象，這種消費資本主義讓人們不得不通過延長工作時間、加大勞動強度，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來滿足自己的攀比心理；第四，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一方面帶來了僱傭形式的多樣化，另一方面，也客觀上導致了收入的兩極分化。
在書中，森岡孝二還總結了若乾國家對解決過勞問題的經驗。例如，英、美的“工作與生活平衡運動”，即提倡采用彈性工作制，但他認為，這並不能真正解決長時間工作的問題。而強調對全職員工和兼職員工施行同等待遇的“荷蘭模式”，直指問題核心，取得了顯著效果。目前，荷蘭的年平均工作時間比歐盟國家的平均時間短300小時。不僅在縮短工作時間和防止過勞上非常成功，也成功解決了失業問題。
也有日本學者針對“無限膨脹的欲望、消費和生產的惡性循環”，提出了“菜園家庭革命”的構想。他們倡導每周工作兩天，剩餘五天用以進行家庭農業種植或個體戶形式的服務業和手工業。這種思路試圖以小農家庭為核心，推動過去大量生產、大量浪費的“擴張型社會”轉換為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循環型社會”。
在當代社會，企業和個人都在追逐利潤，不榨乾所有時間與空間似乎就是一種罪過。但森岡孝二通過《過勞時代》這本書提醒我們：“犧牲教育、娛樂、運動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削減吃飯、睡覺和過家庭生活的時間——以這種方式工作或者讓別人以這種方式工作，纔是更大的罪惡。”
3. 過勞是我們的宿命嗎《過勞時代》論說的話題是目前全世界都需要面對的通病。作者用通俗的語言，從全球化、信息社會、管制放松、被消費所改變的僱傭勞動、股價至上的經營、勞動時間、勞動基准等視角著眼，用大量的案例、數據以及其他證據，細致地討論了日本社會嚴重過勞的各種現象，以尖銳的觀點，嚴厲批判了過勞的社會性災難。作者客觀分析了過勞的成因，並從勞動者、工會、企業、法律制度幾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縮短勞動時間、消除過重勞動的具體對策。
著名作家、出版人止庵這樣評價：“其實我們都到了過勞時代，只不過世界各國的腳步不一樣，有的走得快一點，有的走得慢一點，但都得走到這一步。這個問題存不存在？存在之後我們怎麼面對它、解決它？《過勞時代》這本書首先是提醒我們，可能我們已經在過勞時代了。第二，它總結了經驗，並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法，只有解決之後人們纔可以進入下一個時代。”
在22日《過勞時代》新書沙龍的活動現場，新經典人文社科事業部主編、“岩波新書精選”策劃楊曉燕總結了書中的主要觀點，並提出這樣一個疑問：過勞是我們的宿命嗎？
著名學者、作家劉檸結合自己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分享了日本職場的工作情況。他說：“日本在發達國家中的勞動時間遠超英、美、德、法等國。雖然勞動者的付出對日本經濟發展的貢獻巨大，但同時也給日本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過勞時代》裡提到，發達國家勞動時間縮短的趨勢基本已經停滯，並向著工作時長增加、勞動強度加大轉換，過度勞動正在全世界蔓延。對於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時期的中國，《過勞時代》就像一面鏡子，提醒著我們發展道路上的問題。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Momself社群聯合創始人李松蔚多年從事心理諮詢工作，他從專業的角度分析了抑郁癥與工作壓力之間的關系，分享了調節心理壓力、生活節奏的技巧。他強調，一個人的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如果因為工作而出現了心理上的不適，一定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楊河清談到：“中國過去一直關注怎樣發展的問題，對過勞的關注只不過是近十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層面還幾乎是空白。”根據現行勞動法，只有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的情形纔被視為工傷，而這一規定顯然不能適應目前的社會需求。
楊河清坦言，北歐很早就在社會層面上分清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但中國由於市場經濟不成熟、人力資源素質較低、人均資源不足等因素，只能通過更多的勞動來創造價值。另一方面，企業出於人力成本的控制，更傾向於選擇讓員工加班和聘用兼職員工。
2012年，中國建立了適度勞動研究會，一批學者正為解決中國的過勞問題而努力。研究表明，一旦勞動時間突破了某個臨界值，邊際效應開始下降，過度的加班實際上是企業將成本轉嫁到了社會，從總體來看，其實是創造了負價值。
“有意識地改變現狀很難，中國過勞問題的解決需要隨著經濟發展和市場成熟，而逐步改善。這一過程是主流文化意識的改變、法律的完善、媒體的引導、學者的研究等各方面綜合推進的結果。”楊河清表示，“我們期望以十年為目標，推動中國的相關立法工作。”
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的中文版自序中寫道：“本書成稿時，日本社會正開始以‘格差社會’一詞來形容低薪勞動者不斷增加、經濟上的不平等不斷擴大的問題。”對此，楊河清教授說：“《過勞時代》裡除了勞動時間增加、工作強度加大，還談到了經濟差距擴大的問題，而岩波新書精選的第二本著作《格差社會》恰好論述了這一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