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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網消息：一直堅持生命立場、提倡良知寫作的先鋒作家北村，之前寫慣了愛情的迷茫和糾纏以及知識分子的痛苦，這次以直面弱勢羣體農民工的轉型之作《憤怒》突破自我。
北村生在福建，長在福建，父親是教師，母親是醫生。由於母親工作的關係，北村12歲以前都是在鄉村度過的，與他一起分享快樂時光的是小河、沙子、泥巴……因此，鄉村對於北村來說，具有天然的親切感。喜歡北京文化氛圍的北村，不僅與因採訪而一見鍾情的妻子選擇在京郊蓋房子住，而且取名“北村”也是表達對自己在北方村子生活的紀念。長髮、絡腮鬍子的北村快人快語，日前，記者採訪了在天津圖書大廈籤售新作的他。
記者：從最早的先鋒小說到《周漁的喊叫》，再到《憤怒》，你的創作歷程被大體分爲三個階段，《序言》裏說你正處於創作的十字路口，是嗎？
北村：最早的創作是被評論界命名爲先鋒小說的，實際上這個命名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這算是第一階段吧。後來寫的《周漁的喊叫》算是第二個階段，現在的《憤怒》又是一個新的階段。
以前的創作主要是直接關注個體的自我人格和人的精神本體在存在中的真相，創作選材比較狹窄，而且只呈現了人性黑暗、痛苦和消極的部分，因爲覺得在有光的地方你才能看見黑暗的東西。至於揭露了罪和惡以後，該如何安撫美和善，卻一直沒有顧及，也許以後的創作會彌補吧。
記者：最近出了好幾部關注農民工的影視劇，而你號稱轉型之作的新書也恰好是爲這些弱勢羣體代言。
北村：關於社會公正與弱勢羣體的題材，可能很多創作者都想關注吧，但是突破起來真的很困難，因爲不知道用什麼切入創作，很怕寫成紀實的政治小說，而事實上，作家並不具備解決具體社會問題的能力。
雖然我希望能通過作品號召更多的人來關注弱勢羣體，但是我的作品並不是農民工生存狀態的生活實錄，而是給出一種態度：即發掘不公正的人性根源以便解決不公正的問題。其實，只是我創作上的選材更開闊了，事實上，創作的大方向並沒有改變。
記者：《憤怒》寫進城謀生的馬木生經歷了種種非人的待遇，可以說很寫實地表達了良知的“憤怒”，但是消解“憤怒”卻主要通過李百義的自我反省完成，似乎並沒有提供解決不公正問題的具體方法。
北村：我只是作家，不是政治家。提出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等具體措施的應該是政治家，而作家只負責心靈責任，只解決精神層面的問題。良知對不公正的首先反應應該是憤怒，至於如何消解憤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可能跟我個人經歷有關，我覺得只有每個人都瞭解人的尊嚴和存在意義所在，才能建立真正的公正體系，同時在真正的公正體系下，只有瞭解人的尊嚴和存在意義的人，才能保證體系規則不被歪曲實施。我的創作只代表我個人的理想主義想法，可能對也可能不對。
記者：你的“憤怒”的意義只在於良知對不公正的第一反應嗎？
北村：其實最主要的意義在於通過李百義介入一種新的觀念，那就是每個人都從個人心靈的角度去反思罪與惡，如果被傷害者也能看到自身的罪與惡，那麼如果有朝一日他掌握話語權時，就不會只是簡單地以暴制暴，以新的不公正代替舊的不公正。就像過去的農民起義，依照的是天然而簡單的道義標準，但是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同樣，不少經歷過“文革”的人並沒有真正反思自己身上的罪與惡，把責任全都歸咎於社會風氣使然，是不對的。良知的“憤怒”不僅是對不公正的，還有對那些沉睡的良知的。
記者：前半部分馬木生的遭遇讓人感覺很真實，然而後來李百義猶如冉·阿讓一般超越憤怒的崇高言行，讓人覺得非常虛幻。
北村：李百義的真實性存在於信心和希望之中。信心和希望是真實的，李百義也就是真實的。人類所有的前進動力都來自於對眼睛所看不見的東西的追求。
記者：拍《民工》的導演管虎和農民工一起體驗過生活，你的創作素材來源於直接經歷嗎？
北村：我的素材大多來自新聞的客觀呈現，每天我們都可以通過媒體瞭解到普通人的尊嚴或利益被傷害的事情，這對良知都是衝擊。
記者：你擔任編劇給自己的小說《周漁的喊叫》大動手術，把它改編成了完全不同於小說的電影《周漁的火車》，你以前也給張藝謀寫過劇本，怎麼看待原創和改編劇本的關係？
北村：作家的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這很正常，因爲作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而導演因爲購買了版權，因此他有改編作品的權力，作爲編劇必須服從導演的意圖。而且如果我是導演，我也會拍自己所能掌控和擅長的東西。作爲原著者，我不能評價影片改編的好壞；作爲觀衆，我覺得導演有必要把想表達的東西說清楚。
記者：《憤怒》的影像感很強，是不是嚐到了改編成電影的甜頭，創作之時就奔這個目的去的？
北村：我的小說一向具有強烈的影像風格。我當然不是爲拍成影視劇而進行文學創作的，況且像《憤怒》所描寫的理想主義的人格，恐怕也很難用影視語言表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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