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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一聲雷。』
這是文學巨匠梁斌《紅旗譜》中的第一句話，許多讀者都能背誦。梁斌的三部代表作品，第一部《紅旗譜》從清朝末年寫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第二部《播火記》寫的是高蠡農民暴動直至『西安事變』；第三部《烽煙圖》則著重寫了『七七事變』後的抗日救亡運動。三部曲構成了一部龐大的史詩，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大閃光點。
對於梁斌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無論是作家、評論家，還是普通的讀者，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郭沫若曾贈給梁斌一首小詩，其中有一句：『紅旗一舉乾坤赤，別開生面萬物新。』可見郭老對《紅旗譜》的喜愛。茅盾先生來津會見梁斌時，曾做出了更加明確的評價，他說：『《紅旗譜》是裡程碑的作品，《播火記》也是裡程碑的作品。』這種話，茅盾先生是不會隨便說的。許多評論家都稱，《紅旗譜》揭開了悲壯的中國農民斗爭史，是一部撼動人心的作品，在當代文學史上，能夠創造出具有如此深度的革命農民英雄典型，朱老忠的形象還是第一個。三部大書，一百多個人物，個個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真是難能可貴。
著名評論家李希凡在評論《紅旗譜》時寫到：如果說，在(上世紀)20年代，魯迅發掘出『一個現代的我們中國人的魂靈』———創造了阿Q這一典型形象，揭露了不長進的民族病態———精神勝利法對一個農民靈魂的扭曲，那麼，梁斌的《紅旗譜》，卻是從魯迅寄予希望的『剛強之氣僅存於草野民間』，發掘了中國農民不甘屈服的戰斗傳統，並在新的革命形勢下，創造了一個革命農民的英雄典型朱老忠，描繪了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何覺悟起來。我想，作為知識分子的梁斌，其作品的成功，恰恰在於他『脫下皮鞋，穿上草鞋，走向農村，走向山頭，參加了那場規模空前的農村大變革』。在藝術上，梁斌也將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起來，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
而評論家陳湧在談到梁斌的創作時，說得仿佛更加實在。陳湧說，的確，很多作家都知道，創作一部符合自己時代水平的藝術品並不容易，創作一部符合自己時代水平，同時又能為普通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品，可以說是『五四』以來許多作家都未能做到甚至未曾想到的。梁斌的《紅旗譜》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他在這方面的嘗試和經驗，顯然比他的作品本身還要有意義。
評論家張炯則認為，《紅旗譜》中刻畫得好的人物形象自然不單是朱老忠。這部小說描寫了眾多階層的人物，像貧農嚴志和以及小字輩的運濤、江濤、大貴、二貴、春蘭，革命家賈湘農，地主馮蘭池和他的兒子馮貴堂等，也都給讀者留下了相當深的印象。但塑造得最成功的，無疑是朱老忠。自從新文學誕生以來，我國作家描寫農民的作品何止成千上萬，然而像朱老忠這樣豐滿而又意義深刻的現代革命農民英雄形象，卻是獨一無二的。
這實在是梁斌對我國當代文學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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