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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斌先生的文學名著《紅旗譜》是一部描寫大革命前後中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壯麗史詩，它生動地再現了農民革命從自發鬥爭到自覺鬥爭的歷史進程。
時隔44年，這部享譽中國文壇的文學名著已被天津電影製片廠改編成26集同名電視連續劇，將由天影廠與天津環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市金廈房地產公司聯合搬上熒屏。該劇的運作，始終得到了樑斌先生夫人和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他們早將攝製電視劇的版權鄭重交給了天影廠。經過兩年來的籌備、論證、編寫等工作，劇本已三易其稿，目前，編導正在對劇本進行精深加工。昨天，樑斌先生夫人散幗英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滿懷激情地回憶了小說《紅旗譜》的誕生、出版、改編等有關情況。
爲什麼要寫《紅旗譜》
新中國成立時，已經是高級幹部的樑斌，本可以以他的資歷、貢獻繼續走仕途之路，但他卻走上了專業從事文學創作的道路。他爲什麼這樣做?散幗英說：“原因是他忘不了戰爭年代犧牲的戰友，他要把他們的犧牲、事蹟、英雄形象，把一連串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再現出來，傳給下一代。”
散幗英在回憶了樑斌參加保定二師學潮鬥爭和“高蠡暴動”情況後，談到了一件發生在1941年冬天的事：“1941年冬天，和樑斌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待了一位姓宋的老人。老人六十多歲了，個不高，說話聲音很大，看上去非常幹練。老人有三個兒子，二兒子宋鶴梅和三兒子宋汝梅都是樑斌高小時代的同學。宋汝梅在區自衛隊當隊長，不久前遭內奸暗害。關於暗害的情節，老人和縣裏有不同的意見，便趕來向區黨委告狀，要給他惟一的小兒子報仇。因爲他的大兒子也在革命鬥爭中犧牲了，他的二兒子參加‘高蠡暴動’後被捕慘遭殺害。老人的遭遇太悲慘，可他的態度卻表現得非常剛強，沒有一絲悲觀絕望的情緒。這位老人的形象立刻涌入樑斌的腦海，使他久久不忘。第二年，他根據老人的遭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手法，寫成了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開始出現了《紅旗譜》中朱老忠這個剛健的形象，並勾畫出高蠡暴動的輪廓。接着又出現在劇本《千里堤》裏，後來又把短篇擴展爲中篇。終於經過幾十年的孕育，不斷深化再創造，纔在《紅旗譜》裏完成了朱老忠形象的創造。”
樑斌爲文壇捧出《紅旗譜》
《紅旗譜》於1958年1月出版後，震動了中國文壇。當時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評論文章，探討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成就。其規模，其聲勢，爲解放後八九年間中國文壇所罕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那年是中國文壇的“《紅旗譜》年”。
散幗英說：“《紅旗譜》1958年1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後，由於脫銷，1959年9月再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時出第一版。1964年4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第十六次印刷出版。至此，《紅旗譜》印數達97萬冊。1965年第三次再版，1978年第四次再版，至此印數達500餘萬冊。作爲一部純文學的長篇小說，《紅旗譜》能獲得這樣多的讀者的確是文壇少有的現象。
“《紅旗譜》不僅在國內擁有龐大的讀者羣，在國外也受到文學界的關注。先後被譯成英、俄、法、日、朝、越、西班牙等七國文字，在國外發行。”
《紅旗譜》是樑斌的代表作，構思宏偉，筆力剛健。作品飽含了革命理想和激情，熔鑄了作家對真理、正義的執著追求，和對農民的特殊愛心。樑斌筆下的朱老忠寫出了魯迅先生寄予希望的“剛強之氣”，這是樑斌對中國文學事業的一大貢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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